自从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以来，只有按照西方的全球性知识和经验，才有可能从贫困走向富裕，任何地方性的经验和实践都只是局部性的和非系统的，无法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这是支配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规模减贫的实践，虽远不能说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教义，但毫无疑问挑战了统治全球发展的规范性范式。那么，中国减贫作为地方性实践的内涵是什么？又具有怎样的全球性意义？

基于上述问题，9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在线上成功举办2020年第21期发展知识学术论坛，主讲人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讲师徐进博士，她以“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为主题进行了线上分享。

徐进老师首先叙述了什么是扶贫的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的扶贫经验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比如政党式的国家主义，即强势政党领导下的国家，为减贫发展创造了一种稳定和平的政治条件；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摸着石头过河，“干中学”“学中干”的模式。徐进老师强调看中国的扶贫经验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框架底下来看待。世界框架来看，帮助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去发展和减少贫困成为了一个广义的发展概念，西方国家实际上用这种发展的概念和全球性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普世化的经验来传播。从非西方世界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从中国来讲，中国实际上面临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对我们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因此在西方和东方、富饶与落后的对照下贫困和减贫的概念逐渐成为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而中国由于并不是规范意义上按照西方市场—社会的关系框架来推动发展，因此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减贫成绩和形成的经验可以说对西方的发展教义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

其次，徐进老师深刻阐述了地方性实践的内涵。中国减贫经验是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地方性实践，因为虽然其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但是在这个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一直没有脱离中国自身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轨道和传统。徐进老师详细介绍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重心是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下推动的减贫，这显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本主义传统相结合来解放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路径。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驱动下的减贫，这一阶段农民工的流动、企业家的涌现也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乡土社会关系。第三阶段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精准扶贫等超常规干预下驱动的减贫，显示了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在推动解决不平等这一全球难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徐进老师提出了中国减贫宏观的转型角度的三点全球性意义：第一，现代化要素与减贫动力机制的结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减贫的动力机制形成了良好的衔接，可以给很多经济增长和减贫脱节的国家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路径。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战的方式来解决资源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强力政治穿越行政机构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对于经济社会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有借鉴意义。第三是政党与国家的作用，中国政府和政党在减贫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协调资源、整合资源、凝聚社会共识的一系列机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在会议的最后，徐进老师对老师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